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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用經驗、專業、回測所淬煉出來的「少」
（溫馨提醒：我們大部分的人沒有這樣的回測精神，也沒有在某領域苦心鑽研的過程，所以要小心我們是否常對自己的直覺判斷產生了過高的評價）
心臟專家哥德曼（Lee Goldman）的故事
1970年代，哥德曼認識了一群數學家，這些人當時正致力於發展區分基本粒子所需的統計規則。哥德曼對物理學興趣不高，但是他靈機一動，認為同樣的數學原理可以用來協助判斷心臟病症狀。他將數百個病的資料送進電腦，看看哪一種症狀最能夠代表心臟病發作，並且推衍出一道計算公式；哥德曼認為這套公式可以大幅提升診斷胸痛病人的準確率。哥德曼最後結論：醫師應該將心電圖測量結果與三項所謂「急迫風險因子」組合：一、病人是否有不規則的心絞痛？二、病人的肺部是否出現積水？三、病人血壓的收縮壓是否低於一百？
哥德曼針對每一種因素組合繪製了一幅「決策樹」，並建議相應的治療方式。舉例來說，如果病人的心電圖正常，但是三項急迫風險因子一應俱全，那麼他應該住進過渡病房；如果心電圖顯示病人有心肌局部缺血現象，但是沒有或只出現一項急迫風險因子，那麼他心臟病發作的機率並不高，在短期病房休息即可；如果心電圖顯示心肌局部缺血，而且出現兩到三項急迫風險因子，這位病人就得趕緊送進加護病房。
哥德曼花了好幾年時間研究他的「決策樹」方法，不斷精益求精，但是他在每一篇論文的結語中都會提醒醫界，必須進行更多的實際試驗，才能夠將「決策樹」方法付諸臨床運用。只是許多年過去了，哥德曼的理論仍是紙上談兵，當年他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展開這項研究，在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完成，結果這兩座負盛名的學府都不願嘗試。儘管哥德曼的運算十分嚴謹，但是他仍然知音難覓，沒有人相信一道公式會勝過一位訓練有素的醫師。
諷刺的是，在哥德曼研究之初，他的經費主要來源不是醫學而是美國海軍。哥德曼一心要濟世救人，提升升美國醫院的醫療 ，為醫療保險每年省下數十億美元，然而卻只有五角大廈願意共襄盛舉，為什麼？理由恐怕匪夷所思：設想當你身處一艘深海巡弋的潛水艇之中，在敵方水域靜悄悄地窺伺，這時你麾下一名水手出現胸痛症狀，你必須準確判斷到底是應該緊急上浮（暴露行蹤），將病患送醫急救，還是只需要給他幾顆胃藥，叫他回寢室休息就可以。
新任醫院管理者萊里向庫克郡立醫師介紹哥德曼的公式，並宣布要舉行一場實地測試。接下來的幾個月，醫師先是一仍舊貫，以自己的老方法診斷胸痛病人；然後他們改用哥德曼的公式，再比較兩套方法的診斷結果。這場實地測試進行了兩年，勝負立判，哥德曼在兩方面遙遙領先：在排除病人的症狀並非心臟病方面，新方法的準確率比舊方法高出整整70%；同時新方法也比舊方法安全。診斷胸痛的最重要目的在於，讓那些有嚴重併發症的病人能夠盡快送往心臟病加護病房或過渡病房。醫師運用原有的方法時，他們對症狀最嚴重病患的診斷準確率，約在75%到89%之間；但是哥德曼公式的準確率率卻超過95%。對萊里而言，這樣結果已經是鐵證如山，他開始推動庫克郡立醫院改變診斷方式。2001年時， 這家醫院成為全美第一家完全運用哥德曼公式來診斷胸痛的醫學機構。今日當你踏進庫克郡立醫院急診室，你會看到牆上貼著一 幅診斷心臟病的「決策樹」。
少即是多
庫克郡立醫院的實驗為何如此重要？因為我們向來對「決策者擁有的資訊越多，決策的品質也會越好」深信不疑。如果我們的醫師認為他必須多做一些檢查，多知道一些細節，我們通常不會反對。那些額外的資訊根本不是什麼優勢，其實你只需要些許的資訊就能直探某個複雜現象的背後意義。要診斷心臟病，掌握心電圖、血壓指數、肺部積水、不規則的心絞痛這四大指標已經是綽綽有餘。
這是相當具顛覆性的概念。看看這個假設的病例：有個人走進急診室，說他的左胸出現間歇性疼痛，經常會在爬樓梯時發作，一次持續五分鐘到三小時。他的胸腔診斷、心臟診斷與心電 圖都看不出異狀，收縮壓是一六五，也算正常。但是這位先生已經六十幾歲了，是一位埋頭苦幹的公司主管，他抽菸，從不運動，高血壓的毛病已經好幾年。他體重過重，兩年前做過心臟手術，現在他直冒冷汗。從各方面跡象來看，這位病人似乎都應該送進冠心病加護病房，然而哥德曼的公式認為無此必要。長期來看，那些額外的因素當然有影響；病人的身體條件、飲食與生活，會使他未來幾年內心臟病發作的風險居高不下；在七十二小時之內，這些因素甚至可能以某種非常微妙、複雜的方式產生威脅。然而哥德曼公式指出的是：那些因素對病人當前狀況的影響微乎其微，絲毫無助於正確的診斷。事實上，額外的資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只會混淆問題；人們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傾向，認為攸關生死的判斷一定要費盡心思，想法複雜的人不願意遵循平凡無奇的準則要點，認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覺得用我自己設計的診斷比較可靠。越覺得自己聰明、自視甚高，越不願意跟著公式照本宣科。（或是想幫公式加料）
多年以前，學者歐斯坎普（Stuart Oskamp）曾進行一項著名的研究，他找來一群心理學家，請他們評估一名上過戰場的 29歲退伍軍人奇德（Joseph Kidd）。在實驗的第一階段，每一位心理學家只看到奇德的基本個人資料；第二階段，多領取一頁半密密麻麻的奇德童年資料；第三階段，再拿到兩頁奇德在高中與大學的背景資料：最後一階段，主持人提供奇德在軍中退伍後生活的詳實紀錄。在每一個階段，心理學家各填寫一份問卷，回答二十五個有關奇德的複選題。歐斯坎普發現，隨著他提供的資訊逐步增加，這些心理學家對於自家評估的信心也水漲船高。
